穿越成了福岛正则庶出子
第515章 恩科

他决定先答第一道四书义。这道题出自《孟子》，讲的是“规矩”的重要性。他没有急于引用历代注疏，而是从“规矩”的本义入手——规者，所以画圆也；矩者，所以画方也。离娄之明，能视百步之外，但没有规，他画不出完美的圆；公输子之巧，能造攻守之器，但没有矩，他造不出端正的方。他由此引申：圣人治天下，也是如此。尧舜之道，仁义而已矣。但仁义不是凭空施行的，它需要制度为载体，需要法律为保障。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正是此意。

然后，他笔锋一转，写道：“今天下新定，百度未熙。为政者莫不思所以拨乱反正，以致太平。然拨乱反正之道，不在高谈阔论，不在苛察细微，而在立其本、定其规。本立则末自举，规定则民自安。何谓本？曰：君臣之分、上下之序、赏罚之信、赋税之常。此四者，天下之规矩也。规矩立，则离娄、公输子虽复生，不能易也。”这一段，他巧妙地将“规矩”从抽象的哲学概念拉到了现实政治的层面——君臣之分、上下之序、赏罚之信、赋税之常，这就是新朝最需要的“规矩”。他没有空谈仁义，而是强调了制度和秩序的重要性，同时又没有否定仁义的根本地位。

他搁下笔，转而看第二道题。论题是“理财与安民之先后”。他开篇即亮明观点：“臣闻民者，国之本也；财者，民之命也。未有不恤民命而能固国本者，亦未有不顾国本而能裕财用者。故理财与安民，非先后之关系，乃体用之关系。”他的论点很明确：理财和安民不是谁先谁后的关系，而是一体两面。没有民，就没有财；没有财，也无从安民。所以，正确的做法不是选择其中一个优先，而是找到一种既能安民又能理财的方法。

他接着写道：“今之议者，或曰：先理财，则赋税可充，赋税充则兵饷可裕，兵饷裕则边备可固。此其言若近理，而实有未察者。夫民犹水也，财犹舟也。水涸则舟胶，民困则财竭。不恤民力而徒求财用，是犹竭泽而渔，明年无鱼。故曰：欲理财者，必先安民。”这一段，他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民是水，财是舟。水干了，船就走不动了；民困了，财也就枯竭了。

他续笔写道：“然安民之道，亦非空言抚恤而已。安民者，必使之有恒产；有恒产者，必使之有恒心。今畿辅、山东、河南之地，荒芜者不下数百万亩。诚能募流民以屯田，官给籽种、牛具，蠲其赋税三年，则流民有恒产之望，朝廷有岁入之基。此一举而两得者也。三年之后，田畴既辟，仓廪既充，然后议江南、整九边，则财用有出，兵食有赖，事半而功倍矣。”这是“以屯田代赈济”的思路——不是直接发粮，而是给流民土地和种子，让他们自己生产。三年免税，三年之后开始收税。这样既安顿了流民，又为朝廷开辟了新的税源。

他放下笔，歇了片刻，饮水进食，随后拿起第三道试题。第三道策问，是他最想答的一道题。他深吸一口气，提笔写道：“臣闻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有先有后。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今陛下所问三者——江南、流民、九边——皆当世之急务，然非并列之关系，乃递进之关系。”开篇即亮明观点：这三件事不是并列的，是有先后顺序的。

他继续写道：“流民者，国之元气也。民流则田荒，田荒则赋竭，赋竭则兵弱，兵弱则边备弛。故今日之急，莫急于安流民。流民安，则田畴辟；田畴辟，则赋税充；赋税充，则军饷裕；军饷裕，则九边固。此所谓‘固本以安末’之道也。”他的逻辑很清楚：流民问题是根本，解决了流民问题，田赋才能恢复，军饷才能充裕，九边才能稳固。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而起点是流民。

然后，他论述江南问题：“江南未附，诚为大患。然江南之所以未附，非兵力不足，乃人心未附也。人心未附者，以新朝未开科举、士人无进身之阶也。今陛下已开恩科，天下士子翕然向风。臣敢断言：恩科一开，江南士心自定。士心定，则民心定。民心定，则江南不烦征讨而自归矣。”这一段写得很大胆——他等于在说：江南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只要科举开了，士人有路了，江南自然就归附了。不需要打仗。

最后，他回到九边问题：“九边之患，不在兵少，而在饷缺。饷缺之患，不在无银，而在转运之不畅。今晋商已奉命输饷九边，此一时权宜之计。然长久之计，在于屯田与互市。辽东之地，沃野千里，诚能募民屯田，且与蒙古、女真诸部开互市，以我之茶布易彼之马匹皮毛，则边费自充，边备自强。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

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搁下笔，将试卷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轻轻吹了吹纸面上的墨迹，然后将试卷小心地折好，放入考篮中。他看了一眼号舍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接下来，他还有时间检查前面的两道题。但他最想说的话，已经写完了。

四、文震孟答卷

文震孟坐在地字号第十七号舍内，将考题看了很久。

他没有像卢象升那样立刻动笔，而是将三道题反复揣摩，像是在品味三道菜的滋味。他今年四十八岁，参加过三次会试，每一次都铩羽而归。但这一次，他有一种奇怪的预感——这一次，不一样。

他决定先答四书义。题目出自《孟子·离娄上》，讲的是“规矩”。文震孟精研《春秋》三十年，对“规矩”二字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他没有从孟子的原意出发，而是从《春秋》的角度切入：“臣闻《春秋》者，圣人之规矩也。夫子因鲁史而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何也？以其有定见也。有定见，故能于纷纭万变之中，执简御繁，以一字定褒贬。此非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者乎？”

他以《春秋》为例，说明“规矩”的重要性——孔子修订《春秋》，该写的一定写，该删的一定删，连子游、子夏这样的高徒都不能改动一个字。为什么？因为孔子心中有“规矩”。这个切入点，既显示了他对《春秋》的精深研究，又将“规矩”从抽象概念提升到了“圣人之道”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