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我们逝去的青春
正文

我略一琢磨，知道了父亲的心思。父亲现在年事已高，去日无多，去那儿回忆回忆当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时奋斗过的地方，也算是对这段历史一个交代吧。

我说：“好！”

“不要惊动任何人，我们悄悄地去吧。”父亲叮嘱了一下。

第二天一早我开着车，带着父母一路向北，去重拾四十年前的记忆。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1968年，黑龙江柳河干校命名为“五七干校”，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此命名的干校。“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实际上是“变相劳改”的场所。1979年2 月“五七”干校停办。

不到十点，我们就到了离南京差不多近200 公里的苏北五七干校。如今乡下已经是柏油路、水泥路四通八达，但大片的农田、绿油油的农作物依然不改四十年前的模样。离开国道不到十公里，我们就进入了一片林场，中间是窄窄的通道。

父亲突然兴奋地说：“看，这些树，还是我当年参与种植的呢。”

母亲也说：“嗯，是啊，那些地都是在我的指导下实现开荒种植，第二年就结出了果实的。”

父亲母亲一路兴奋地指着这片地，回忆那片树，不停地交谈着。等到穿过这片树林，拐过弯，越过一座石桥的时候，父亲说：“儿子，停下来，我和你母亲慢慢走过去吧。这座桥也是我们当年参与修建的，过了这座桥不到一公里，就到了五七干校了，你去前面等我们吧。”

父亲和母亲相互搀扶着，沿着窄窄的水泥路面慢慢向前走。我开着车一路向前，前面不到500 米，我看到了一个丁字路口，正面一个大大的石头标识牌：五七干校旧址（左拐500 米），红战校旧址（右拐500 米）。（红战校是红卫兵战斗学校的简称）。猛然间，我想起了红战校的那一年多的学习经历，鬼使神差我直接右拐去了。

红战校如今已经变成了一所职业技术高中，依稀保留着当时的模样，那条当初将学校分为南北两个校区（高中和初中校区）的河流依然在流淌着。驱车沿着河边道路，很快就进入了学校。学校四周已经建成了围墙，分布着教学楼、实验楼、办公楼、大会堂等等，可惜这些建筑已经是全新的了。沿着学校中心的一条道向北，我来到了最北面靠近河边，往右拐，终于我看到了一排平房。天了，那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平房。红色的砖瓦、绿色的门框、原木色的木门，一个一个的房间，当年就是我们初中老师们住的单身宿舍。沿着平房一直往前走，走到了最边上，我终于看到了我魂牵梦绕很多年的地方。多少次梦里，我曾经依稀来到这里，看到了我最最亲爱的孟老师。她笑着看着我，手里拿着教案，微风吹乱她额前一缕长发，她优雅地伸出纤细的手指捋了捋。可当我激动地伸出双手去拥抱她的时候，她却倏忽不见了。

我看着锁住的门，上面已是破败不堪；锁头已经生锈许多，不知道能不能打开；我抵近窗户，斑驳的窗户上面的玻璃已经沾满了灰尘，似乎在诉说着过去，房间里什么都看不清。突然，我看到了窗条上系着的一根红绳子，由于岁月久远，红绳子几乎腿了颜色，但能依稀看到当年红色的底子。我猛地想起，这是我和孟老师的一个约定：今后，如果她有机会离开了这所学校，离开这个地方，再也不回来的时候，她在临行前一定会在窗条上系一根红绳子，并扎得紧紧的。有一天我学成归来还来看她的话，如果看到了红绳子，一定要去找她，因为她永远忘不了我。

我一个劲步冲上前去，伸出手指，慢慢解开这段红绳子。可经过这么多年的风吹日晒，绳子已经脆了。我还没解开扣，绳子就融化在我的手掌中，一阵风吹来，红绳子近乎风化的碎片随风飘荡开来，迷糊了我的双眼。在泪眼朦胧中，我依稀回到了1976年的夏天。

那年夏天，经过父亲的斡旋，我和姐姐从南京来到了父亲和母亲所在的五七干校，一家人经过多年的分散终于团圆。父亲和母亲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臭老九，1972年就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顺便说一下臭老九的来历：“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可见读书人排在第九位。而“文革”中，知识分子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故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含有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和厌恶，那时多宣传知识无用论，浪费了近两代人的青春。）

父亲和母亲来到“五七”干校之后，刚开始还要参加劳动。可没几天，他俩的专长就得到了发挥。据父亲回忆说，他到干校不久，干校校长的儿媳妇在家里临产，来不及去医院，我父亲这个临床医学老教授临时充当了一回妇产科医生，顺利安全帮助校长抱到了孙子。校长自此对父亲另眼相看，父亲除了周日参加一些必要的种树、修桥的劳动外，就成了干校卫生所的专职医生，一方面帮助干校的赤脚医生（注：赤脚医生，是上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始出现的名词，指没有固定编制，一般经乡村或基层政府批准和指派的有一定医疗知识和能力的医护人员。他们的特点是：亦农亦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或是白天务农，晚上送医送药的农村基层兼职医疗人员。）上课，提高他们的医疗水平；另一方面，也给一些在这里改造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看病，当然父亲也成了干校领导的御用医生。那时虽然全国都在鼓吹知识无用论，但人食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当地淳朴的老百姓对父亲这样的医学院教授甚是尊敬。而母亲因为是农学院教授，很快带领乡亲们开荒种地，指导农民们如何种植提高产量，得到了干校领导和老百姓的认可。自此，父亲和母亲在干校混得还算不错，和校长私教甚好。他们除了劳动工作外，校长还定期给他们送点内部的参考书，一些下放改造的老教授也会给父亲母亲一些他们偷偷带来的书籍，让我有机会能看到大部分孩子看不到的文学、历史作品，甚至一些内部翻译的参考资料。自此，我的骨子里种上了善良的基因。

1976年春过后，经过父亲和干校校长多次沟通，干校校长终于和临近的红战校校长谈妥，暑假我和姐姐就可以来到干校和父母一起生活，开学后分别去红战校借读初三和高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