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莫纳之地
第250章 万家灯火

小梅摇摇头：“我写字呢。”

“写字有啥好玩的？”

小梅没理他。

男孩跑走了。

小梅继续写。

她写的是：

“王婶：我今天学了三个字，山，石，田。老师说我写得好。你看见了吗？”

写完，她把本子合上，抱在胸口。

太阳照在她身上，很暖。

她忽然想起王婶的手。那双手很糙，有很多老茧，但冬天给她暖脚的时候，特别暖。

她抬起头，看着天上的云。

云很白，很慢，在蓝天上慢慢飘。

她不知道王婶在哪里。

但老师说过，好人死了，会变成星星。

她想，王婶现在应该在看着自己。

她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跑向操场。

“等等我——！”

中午十二点，第七区街道。

午饭时间。

街道两旁的住户，家家户户开始冒烟。不是工厂的烟，是炉灶的烟，细细的，直的，在无风的天空中慢慢上升，然后散开。

空气里飘着各种味道：炖菜的，煮面的，煎饼的，还有一家在炖肉——不知道是谁家，但那股香味飘了半条街。

老科瓦从铁匠铺出来，手里拿着三个新买的扣子。

他走到杂货店门口，往里看了一眼。

周老板正在柜台后面吃饭。一碗米饭，一碟咸菜，一碗清汤。他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久。

“周老板！”老科瓦喊。

周老板抬起头。

老科瓦走过去，把扣子放在柜台上。

“钱收到了？”

“收到了。”周老板放下筷子，“坐，吃了没？”

“吃了。豆浆油条。”

周老板点点头，继续吃饭。

老科瓦没走，站在柜台边，看着街上。

街上的人比早上更多了。下班的工人，放学的学生，买菜的主妇，晒太阳的老人。有个卖糖葫芦的小贩推着车经过，吆喝声拖得很长：“糖——葫——芦——！”几个孩子围上去，踮着脚看，手里攥着家长给的一毛两毛。

老科瓦看着那些孩子，忽然笑了。

“以前，”他说，“我儿子也爱吃糖葫芦。”

周老板抬起头，看着他。

老科瓦没再说下去。

他转身，走出店门。

周老板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低下头，继续吃饭。

下午两点，第七区茶馆。

茶馆不大，只有五六张桌子。

但坐满了人。

不是那种喝茶的满，是聊天的满。老人们在打牌，下棋，吹牛。年轻人在谈生意，谈工作，谈将来。还有几个闲人，什么也不干，就坐在那儿，听别人吹牛，偶尔插一句嘴。

王老师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一杯茶。

茶很淡，是那种最便宜的碎茶。但他喝得很慢，很享受。

对面坐着一个人。

五十多岁，穿着半旧的工装，指甲缝里嵌着煤灰——矿工。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额头上有一道疤，是井下磕的。

“王老师，”矿工说，“我儿子想读书。您给指条路？”

王老师放下茶杯。

“你儿子多大？”

“十四。”

“读过书吗？”

“读过两年。后来打仗，停了。”

王老师点点头。

“让他去考第七区中学。考上了，免费。考不上，我给他补课。”

矿工愣了一下：“您……您给补课？”

“怎么，嫌我老了？”

“不是不是！”矿工赶紧摆手，“我是说，您不收钱？”

王老师笑了。

“收。”他说，“但你儿子将来有出息了，记得回来看看我就行。”

矿工看着他，眼眶有点红。

但他没哭。站起来，鞠了一躬。

“王老师，我替我儿子谢谢您。”

他走了。

王老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窗外，阳光正好。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黑金的监狱里，他偷偷教一个小孩认字。那小孩后来死了，死在他面前，才十二岁。

他低下头，看着杯子里的茶。

茶叶沉在杯底，像一小撮黑色的泥。

他轻声说：

“活着就好。”

下午四点，荣军院。

米哈伊尔蹲在甜菜地里，用那两根残存的手指拔草。

他拔得很慢，很小心，怕伤到嫩芽。

旁边，安德烈坐在轮椅上，正在教几个新来的伤残士兵认字。他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字，一笔一划，很慢，但很清楚。

“人。”他指着地上的字，“这个字念‘人’。”

那几个士兵跟着念：“人。”

“一撇一捺，互相支撑，才叫‘人’。”

他顿了顿。

“咱们这些人，缺胳膊少腿，一个人不行。但凑一起，互相支撑，就能活。”

有人笑了。

笑得有点苦，但确实在笑。

米哈伊尔听着那边的笑声，也笑了。

他低下头，继续拔草。

忽然，他看见土里有什么东西。

他用那两根手指拨开土，是一块小小的、圆圆的石头。青色的，光滑，在阳光下泛着微微的光。

他捡起来，擦了擦，放在手心里看。

很漂亮。

他想了想，把它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等小梅下次来，送给她。

傍晚五点，第七区菜市场。

这是全天最热闹的时候。

下班的人，放学的人，买菜的人，全挤在一起。卖菜的扯着嗓子吆喝，买菜的扯着嗓子还价。鸡叫，鸭叫，孩子哭，大人骂，混成一片嘈杂的声浪。

一个老太太站在肉摊前，挑了半天，终于选中一块五花肉。

“多少钱？”她问。

摊主是个胖女人，手里拿着刀，看了她一眼：“三斤二两，一块七。”

老太太掏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打开，从里面数出一块七毛钱。

摊主接过钱，把肉用荷叶包好，递给她。

老太太接过肉，小心地放进菜篮子里，转身走了。

旁边一个年轻媳妇在买鱼。鱼是活的，养在水盆里，扑腾扑腾溅水花。

“这条！”她指着最大的一条。

摊主伸手去捞，鱼一甩尾巴，溅了他一脸水。

周围的人哄笑起来。

年轻媳妇也笑了。

摊主抹了把脸，把鱼捞出来，往地上一摔，鱼不动了。

“两斤，一块二。”

年轻媳妇付了钱，提着鱼走了。

市场深处，一个卖糖的小贩在吆喝：“麦芽糖——新鲜的麦芽糖——！”

一群孩子围过去，手里攥着钱，挤来挤去。

小梅也在里面。

她踮着脚，把手里的五分钱举得高高的。

“我要一根！”

小贩接过钱，从锅里挑起一坨金黄色的麦芽糖，在手里扯了扯，拉成一根长长的糖条，递给她。

小梅接过糖，咬了一口。

甜。

黏牙。

但她笑了。

笑得很开心。

晚上六点半，第七区，老科瓦的铁匠铺。

叮当声从黄昏敲到掌灯。

老科瓦用嘴叼着锤子，一下一下，敲打一片烧红的铁板。火星四溅，在昏暗的铺子里像金色的萤火虫。

米哈伊尔坐在旁边，用那两根残存的手指夹着钳子，固定铁件。

“手抬高。”老科瓦含糊不清地说，锤子还叼在嘴里。

米哈伊尔抬起钳子。

“稳住。”

锤子落下。

当——当——当——

铺子门口蹲着几个街坊，端着饭碗，边吃边看。不是围观稀奇，是习惯。老科瓦打铁五十年，这条街的人听着叮当声长大。

“科瓦叔，”一个端着粥碗的中年男人问，“天卿港那边，听说要招铁匠？”

老科瓦没停锤：“招。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