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莫纳之地
第261章 未完成

他又向前迈了一步，走到台子边缘。

“这个逻辑里，没有五亿人。”

“五亿人，三百五十二万平方公里，在这个账本里，只是一行字。”

“不是具体的脸。”

“不是等着回家的人。”

“不是那些被献祭的孩子、被屠杀的村民、被活活累死在种植园里的农奴。”

“只是数据。”

他顿了顿。

“张司长临终前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当你开始把人命变成数字的时候，你已经输了。”

“因为你算来算去，算到最后，总会有个结论：这部分人，可以牺牲。”

“为了大局，可以牺牲。”

“为了未来，可以牺牲。”

“为了更伟大的事业，可以牺牲。”

他抬起头。

“可那些被牺牲的人，也是人民。”

台下有人开始哭。压抑的，闷在胸腔里的哭声。

雷诺伊尔没有停。

“我是共和国的主席。我的责任，是算账。”

“但我也是从北境矿场走出来的矿工。”

“我见过工头怎么克扣口粮，见过童工怎么被卷进传送带，见过老矿工矽肺发作、咳血咳到天亮、死了之后连棺材都买不起。”

“我知道压迫是什么滋味。”

“我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压迫，都不是因为‘合理’才存在的。”

“是因为我们顺从了它的合理。”

他把手按在胸口。

“旧帝国说：地主收租天经地义。我们顺从了。”

“黑金说：净化是唯一出路。我们顺从了。”

“资本说：剥削是市场规律。我们顺从了。”

“顺从了八百年。”

“顺从到忘记了——事情本来可以不这样。”

他的声音提高了。

“我们为什么是共产主义者？”

“不是因为共产主义必然实现。”

“是因为共产主义必须存在！”

台下，三万人的呼吸同时凝住。

“如果有一天，压迫消失了，剥削消失了，人人平等了——那时候，共产主义也许会成为历史。”

“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共产主义必须存在。”

“存在，就是一根刺。”

“刺在所有压迫者的喉咙里。”

“刺在所有‘现实逻辑合理’的口号上。”

“刺在每一个‘算了、认了、就这样吧’的念头里。”

他向前伸出右手，五指张开。

“共产主义者不是算命的。我不知道这条路要走多远，不知道要死多少人，不知道我这辈子能不能看到终点。”

“但我知道——”

“有人压迫，就要有人反抗。”

“有压迫者的刀，就要有反抗者的枪。”

“有反抗者的枪，就要有开枪的决心。”

他握紧拳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革命是你明知道可能失败，依然要站起来。”

“是你明知道对方比你强大，依然要冲上去。”

“是你明知道这一次可能依然改变不了什么——”

“依然要为下一次改变，多铺一寸土。”

台下，老科瓦忽然笑了。

他笑着，眼泪从沟壑纵横的脸上流下来。

“张主席说过一句话。”雷诺伊尔继续说。

他看向南方，那个方向，锈蚀峡谷在两千公里外，阿特琉斯在峡谷边缘等待，斯劳特正在朝那扇门走去。

“他说：对不起，那些炙热的眼睛。”

“我那时候不懂。”

“现在我懂了。”

“他不是对不起自己。”

“是对不起那些相信他的人。”

“对不起那些在维特根斯克废墟里等他救援的人。”

“对不起那些在南方等他回家的人。”

“对不起那些——把命交给他，他却没能救回来的人。”

雷诺伊尔深吸一口气。

“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替张司长道歉。”

“道歉没有用。”

“死人听不见道歉。”

“活人也不需要道歉。”

“需要的是——”

他顿了顿。

“——未完成的，继续完成。”

台下，开始有人跟着念。

声音很轻，像风。

“未完成的……”

“继续完成……”

雷诺伊尔抬起手，人群安静下来。

“南方不是丢的。”

“是旧帝国烂掉的。”

“是我们还没来得及收复的。”

他指着南方的天空。

“五亿人在那里。”

“三百五十二万平方公里在那里。”

“那不是敌人的土地。”

“那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是张司长临死前，还在惦记的家。”

他收回手，面向台下。

“有人问我：你现在没钱没兵，拿什么收复？”

“我答：拿命。”

“不是我的命。是我们所有人的命。”

“矿工的命，农民的命，士兵的命，铁匠的命，教师的命。”

“每一个不愿顺从的人的命。”

“每一双不甘心被压迫的眼睛。”

他的声音不再高亢，沉下来，像铁砧。

“旧帝国烂了，我们爬起来。”

“黑金来了，我们打回去。”

“合众国压境，我们扛了三年。”

“南方分裂了，我们……”

他停了一瞬。

“我们会把它接回来。”

“不是一年，不是两年。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但我们会做。”

“因为这是未完成的。”

“张司长没做完的，我们做。”

“这代人做不完，下代人接着做。”

“下代人做不完，下下代人接着做。”

“只要共和国还在，只要人民还在，只要那根刺还扎在压迫者喉咙里——”

“这件事，就没完。”

他后退一步。

三万人的广场，鸦雀无声。

雷诺伊尔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开口，声音放得很轻：

“我小时候，在北境矿场，听过一个故事。”

“说有个老头，一辈子种树。有人问他：你种的树，你自己又用不上，图什么？”

“老头说：我用不上，我儿子用得上。”

“那人说：你儿子也不一定用得上。”

“老头说：那就我孙子。”

“那人说：你孙子也不一定。”

“老头说：那就孙子孙子孙子。”

“那人说：那你要种到什么时候？”

“老头指着眼前那片荒山，说：种到山绿为止。”

台下有人笑。

笑着笑着，哭了。

雷诺伊尔没有笑。

他看着台下，看着那三万双眼睛——有的浑浊，有的明亮，有的只剩下疤痕。

他说：

“南方那片山，现在也荒着。”

“五亿人在那边，等我们去种树。”

他顿了顿。

“他们等了三十年。”

“不能再让他们等下去了。”

他把右手放在左胸，不是敬礼，是按住自己的心脏。

“我叫雷诺伊尔。”

“共和国第二任主席。”

“我在这里，代表所有还活着的人，对那些在南方受苦的同胞说一句话。”

他深吸一口气。

“再等等。”

“路很难走，但我们已经在铺了。”

“铺路要时间，要粮食，要铁，要血。”

“但我们有。”

他看向人群里老科瓦，看向安德烈，看向叶戈尔，看向那个用嘴叼着国旗的年轻士兵。

“我们有的是，不愿意跪着活的人。”

他收回手。

“今天的话，讲完了。”

他后退两步，站定。

台下，三万人，依然安静。

然后，不知是谁，第一个鼓起掌。

掌声稀疏，像初春的雨点。

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密。

老科瓦用独臂鼓掌，掌缘拍在断臂的袖管上，发出沉闷的噗噗声。

安德烈用拳头捶着轮椅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