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莫纳之地
第426章 裁冗

他翻到第二页。“这叫人力资源浪费。但这个浪费，账算在谁头上？算在那些在棚户区里蹲着等天黑的人头上。算在那些在厂门口排队排到天黑的老兵头上。算在那些在田埂上攥着干土不敢松手的农民头上。他们交的税，养了六百万公务员。六百万公务员里，有多少人在真正为他们做事？有多少人坐在办公室里，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合上报告，双手按在桌上。“所以今天要做的，不是讨论要不要裁。是怎么裁。裁谁？裁那些可裁的。合并那些重复的。撤销那些该撤的。这不是权宜之计。是结构性改革。是让政府从‘管得多’变成‘管得好’。”

人事部长举手。他叫何秉章，五十多岁，头发全白了，在人事系统干了大半辈子。他站起来的时候，手在抖——不是因为怕，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件事有多棘手。“主理任席，裁员的目标是多少？裁到多少才算合理？”

“中央一级，从三十七万四千人裁到二十五万以下。全国各级，从六百万裁到四百万以内。裁掉三分之一。”

台下有人倒吸了一口气。三分之一。不是三十分之一，是三分之一。两百万公务员。两万人，不是两百万。两万个家庭，不是两百万个家庭。

何秉章没有坐下。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主理任席，您说要裁三分之一。我就问一句——被裁的人去哪？这不是工厂裁员，工厂裁员可以进劳动力市场，可以参加技能培训，可以转行。但公务员呢？他们大多四五十岁，干了二十多年行政，除了写材料、盖章、开会，什么都不会。他们被裁了以后，去哪？怎么养家？怎么跟孩子交代？”

雷诺伊尔看着他。“这个问题，我想过。想了很久。昨天晚上我坐在办公室里，对着那份三十七万四千人的名单，一个一个地翻。那些名字我不认识，但我知道他们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家庭。所以裁员不是扫地出门。裁员分三种。第一种，自愿提前退休。年满五十周岁、工龄满二十五年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享受全额养老金。第二种，转岗。年轻、有专业技能的，转入劳动力市场信息平台，优先推荐到新建的产业园区、技能培训中心、国企管理岗位。第三种，待岗分流。暂时无法安置的，给予一年待岗期，期间发放基本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免费参加技能培训。一年后仍无法就业的，转入失业保险体系。”

何秉章沉默了片刻。“这些安置措施，预算撑得住吗？”

方远志站起来。他昨晚一夜没睡，眼睛里全是血丝。“我算过了。提前退休的，养老金本来就要发，只不过提前了几年，增量成本不大。转岗的，培训费用从劳动力技能培训中心的预算里出，那部分预算已经在第四十五章里批了。待岗的，一年待岗期工资加上培训费，预计总支出约四十五亿。但裁掉三分之一公务员，一年节省的工资和行政经费，约为一百八十亿。一进一出，净节省一百三十五亿。不是花钱，是省钱。”

何秉章点了点头，坐下了。

雷诺伊尔翻开另一份文件。“裁员的重点，不是裁人，是裁机构。机构臃肿才是病根。现在我念一份中央层面可撤销或合并的机构名单。你们听着。”

他念了。念得很慢，很稳。从那些名字听起来很有必要、但四年里只开过三次会的各类“领导小组”开始，到那些职能重叠、办同一件事需要互相行文的司局处室，再到那些旧共和时代遗留下来、早已不承担任何实际职能、只存在于编制表上的“保留机构”。名单很长。他念了将近二十分钟，念到有些机构的名称时台下的人面面相觑——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个机构还存在。最后他停下来，把名单放在桌上，摘下老花镜。

“这份名单，共涉及一百一十二个机构。其中撤销的六十八个，合并的四十七个。撤销和合并之后，中央一级的直属部委办局从四十七个减至二十九个。事业单位从一百二十三个减至七十八个。各类领导小组、协调委员会、临时办公室全部撤销，其职能划归相关部委。这不是拍脑袋。这是每一个机构都经过了三轮评估：有实际职能的保留，职能重叠的合并，没有实际职能的撤销。评估标准只有一条——这个机构，是在做事，还是在做样子。做样子的，撤。”

台下有人举手。是文化部的老部长，姓谭，头发全白了，戴着老花镜，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他的声音沙哑，但很清楚。“主理任席，我同意精简机构。但我想问——部委从四十七个减到二十九个，那些被撤销的部委的职能怎么办？文化部是不是也在被合并之列？”

“文化部和教育部合并，组建文化与教育部。职能不丢，人裁一半。”

谭部长沉默了。他站在那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他干了一辈子文化工作，从旧共和时代就在文化部，经历了三朝更迭，看着文化部的预算一年比一年少，看着那些年轻人在街头巷尾唱歌跳舞却和“文化”两个字没有任何关系。“合并我不反对。但我想说一句话——文化是养出来的，不是管出来的。文化部以前人很多，管得也很多，管到最后，什么都没管好。合到教育部也好。教育是根，文化是叶。根扎深了，叶子才能绿。”他停了。“我只有一个请求——那些做文化研究的人，不是行政人员，能不能留下几个？他们是真做事的人。”

雷诺伊尔看着他。“能。做事的留，做样子的走。你自己定名单，报上来。”

谭部长点了点头，坐下了。

接下来发言的是被推出来代表各省省长发言的人，东川省省长郑维山。他站起来的时候，会议室里安静了。所有人都知道他要说什么——中央裁了，省里裁不裁？裁多少？他身体微微发福，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头发梳得很整齐，但眼睛底下有黑眼圈。他昨晚从东川赶来的，坐了一夜火车。“主理任席，中央裁三分之一，省里裁不裁？”

“裁。”

“多少？”

“各省根据自身情况制定裁员方案。裁减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不高于百分之四十。方案报中央审批。”

郑维山没有坐下。“主理任席，我说句实话。省里裁比中央更难。东川省是战后重灾区，工厂倒了三分之二，失业率高，财政靠补贴。省里的公务员，大多是本地人，被裁了以后在本地根本找不到工作。到外地去，他们不会说北境语，不会开矿山的机器，不会出海捕鱼。他们只会坐办公室。坐办公室的人，去哪里找办公室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