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女人们
（上）

不知道为什么，被雅男煽过两个耳光后的瞬间，我一下子有股说不出来的轻松和解脱。我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没有任何的反驳。

“我永远都不要见到你！卢梭，死吧你！”

雅男一自一句的说完，转身就跑掉了。

我担心雅男想不开出事儿，就骑着自行车远远地跟着她，一直到她家。等雅男进屋后，我站在门外，我听见屋里面传来了摔东西的声音。一阵风暴过后，终于从门缝儿里传来了雅男那令我撕心裂肺的哭声。

那个晚上，我蹲在雅男家的门外，象条狗一样，一直到天亮，当我听到雅男起来在客厅里走动的声音后，才起身悄然离去。

当天下午，雅男就登上北去的列车，走了。没有留下片语只言。

后来，我给她写过几十封信，都被原封退回。打去无数次电话，也都说人不在。暑假，我以为她会回来，我没有回老家，而是曰曰夜夜守在她家的门口，但是，整整一个假期，我都没有看见她的身影，仿佛她从空气中消失了一样。

我实在忍耐不住，开学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就和辅导员请假，坐火车来到北京的校园找雅男。雅男的系主任跟我说，暑假前两个月，雅男就办理了退学手续，去了美国。

从北京回来后，我就象变了一个人。几天可以不和任何人讲一句话。脸上的胡须越来越重，辅导员几次暗示我刮掉，我都没有做。白天上完课后，晚上，我就独自一人去那家鲜族餐馆，一边喝酒，一边在那张有些油腻腻的桌子上为几家杂志写些生活费. 虽然当时我不知道自己都写了些什么，但是，我告诉自己要活下去，一定要活到重新见到雅男的那一天。

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醉酒后的我，怎怎孽地来到雅男家的楼下，望着那和我的心一样，漆黑得没有一点光亮的窗户，默默地呼喊着雅男的名字。

终于有一天我彻底绝望了。

那是我从北京回来的第二个月，我又收到了一封从美国发出的信。信封上我的名字是打印的。我打开，里面只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穿着婚纱手捧鲜花的雅男，看上去有些微微发胖，一个穿着燕尾服看上去四五十岁微微秃顶的西方男人，正搂着她那我曾经搂过的腰身。

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把留了几个月的胡子刮掉，换了身新衣服，就去了那家鲜族餐馆. 等我空腹喝完十几瓶啤酒后，把写好的遗书和雅男的照片放进了上一口袋里，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走到餐馆柜台前结账. 我和老板娘说：谢谢你了。今天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

我在老板娘诧异的目光中走出了餐馆. 回到校园后，我来到早已经熄灯的图书馆后面，在那片曾经和雅男相拥坐过的草坪上，我先跪下来，朝着老家西北方，给我的老爹老娘连磕了三个响头，然后，又举目向天，在心中喊了几声苏怡的名字，便安安静静地躺下。我从口袋里掏出刮脸刀片，在我的左手腕上，用力划了进去。

只有一点点的疼痛，伴着一丝冰凉。但随后不久，我就感觉到流血的刀口开始痒，有小虫在爬动。我知道那是草丛中的蚂蚁们闻到了我的血气。

我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我在等待我的灵魂最后离开我这肮脏肉身时刻的到来。

周围是那样地安静，只有阵阵的蝉鸣和远处江面上隐约传来的汽笛声。一轮弯月，高挂在清冷的夜空。有一颗流星，拖着长长的光亮，在我的头顶滑过. 我感觉到了自己终于要解脱了，我露出了雅男走后的第一次笑容。

但是，我没有死成。

一个星期后，从医院出来，我买了一些礼物，又来到了那家鲜族餐馆. 我要谢谢那位没有让我如愿以偿的老板娘。

老板娘说：你呀，命真大。那天，我感觉你就有些不对劲儿。你出了门后，我一直跟着你后面，可等你进了你们校门就不见了。我和你的同学找了你大半夜。等我们发现你时，你已经奄奄一息。其实吧，也不是我救了你，是老天不让你死。当时，用手电筒一照，我看到你那条胳膊上密密麻麻地一层蚂蚁，要不是它们这些小东西，我估摸着你的血早就流干了。

老板娘最后说：小伙子，我看你人挺不错的，以后可别再干傻事儿。有啥想不开的，就和以前一样，来这儿坐坐，喝几盃酒，回去好好睡一觉就什么全忘了。

是啊，好好睡一觉，就什么都全忘了。我多么希望真的这样。

爱也爱过，痛也痛过，苦也苦过，死也死过. 刚刚二十岁出头的的我，就已看破红尘. 毕业分配到北京一家通讯社后，我很快就策马挺枪，又一头冲进了女人堆儿。

不为爱，也没有爱，只为那床上的鸟鸣莺啼，虎啸龙吟。

八十年代中期那会儿，当记者的，还比较吃香，不象现在，跟苍蝇似的，嗡嗡的，走那儿那儿烦。

名校毕业，科班出身，二十岁刚刚出头的我，口袋里装着那个印有某某社记者证字样的小本本，无形中比那些什么晚报啦曰报啦的小记者们就显得更加牛气了几分。走到哪儿，就跟美国大片中的FBI 似的，横着膀子，根本什么都不檩。外出采访，特别是到外省市，那些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员，见了我呦，就跟见了钦差大臣似的，那个热情，那个周到，真的就和侍候亲王驾临一样，就差没跪下来磕头请安了。知道为啥吗？全都怕款待不周，我回北京写内参，跟上头老头子们参他们的本，扎他们的针儿，倒他们的霉，毁他们的仕途前程。这帮孙子，现在我一想起他们那副皮笑肉不笑的嘴脸儿心里就好笑。

就这样，经历了大学四年来灵与肉惊涛骇浪之后，我到了北京工作没几天，心情就豁然开朗起来，就跟北京十月里那蓝蓝的天空一样。苏怡的死，雅男的绝情，在我心中所留下的伤害和痛苦，不过是那蓝蓝的天空中的几朵云儿，很快就被风吹散了。

人，就是这个德性。当时往死了跟自己较劲，钻进死胡弄里怎么也转不出来，可一旦转出来了，却发现天地是这样地宽。我感觉自己没有死成，真是捡了个大便宜。

总之，当时到了北京之后我的全部感受就象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那个八九点钟的太阳，已经冲破了黑暗，开始冉冉蓬勃升起。

可能是因为大学期间为了养活自己过早卖文的缘故，在同期分到通讯社来几个年轻人当中，我虽然年纪最小，但是业务熟悉最快。每次外出采访回来，他们哥几个还闷在办公室里吭哧憋肚抓耳挠腮，我的稿子早已经被发通稿，在全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落地开花。所以，我最早结束见习期，最早被放单飞. 刚刚开始工作的头几个月，新鲜，积极，玩命儿。裤裆里想女人的冲动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