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母亲（寄印传奇）
第三十一章

“真的呀？”她歪头想了想，最后笑着说，“不早了，洗洗睡吧。”我倒希望母亲真把它当成个饭后笑话，不然如今急转而下的事态会使我这个八婆分外尴尬。起码也要保持更新啊。老贺让我点菜，我实在不好意思，就推脱说女士优先。俩女士研究半天，点了个干锅，外加一只白切鸡。完了老贺仰脸叹口气，看看我，又转向母亲：“搞了半天，你弄个儿子在我班里！”她想表达出一种幽默，而且成功了。事实上仰脸挺大胸的一刹那，她就已经成功了。我低头抹抹鼻子，听到母亲说：“那是，我都监视你两年了，要不是有人泄底啊，我还得监视下去！”就这么两句没头没脑的话让两人笑了好一阵。我抬起头时发现她们的脸蛋更红了。

高校宾馆的星级难免有水分，从装潢之陈旧可见一斑，但菜真的很地道。母亲的连连夸赞令老贺颇为得意。于是她就兴致勃勃地讲起了关于这个四星级宾馆的唯一八卦：园林学院前院长雇凶杀妻的故事。此故事与宾馆勉强的牵连就是杀手的身份——餐饮部的一伙计。即便如此，提到该案人们总会率先想起校宾馆以及令人谈之色变的藏尸情节。没记错的话，法学第一课老贺便讲过这个刑事案例，亦如此刻地兴致勃勃。至于某院长，只要加个前字，哪怕短短五年光阴也足以把他从大部分人的记忆中抹去。我们只知道，这位省十大杰出青年、鲁班奖得主、前政府智囊主导设计了省地标建筑平阳大厦。而这在事发前当然是恨不得裱到校门口的荣誉。所幸今天老贺略去了藏尸情节，在感叹了爱情的蹉跎和婚姻的多变后，她问母亲：“还记得郭晟不？”后者显然没了印象，看看老贺，又冲我笑了笑。“杨玉玉啊，我上铺那个瘦高个儿，武汉姑娘。”

“啊。”

“杨玉玉的男朋友就叫郭晟啊，忘了他请咱在小食堂撮过两次？”母亲点点头，应该是想了起来。但老贺依旧不依不饶，仿佛回忆的宝葫芦一旦打开便再也堵不住口：“跟杨玉玉一样，长竹竿儿似的，见人先笑，贼和蔼了，就脑袋有点光，二十多就秃。”老贺肯定以为自己身处课堂之上，肆无忌惮地手舞足蹈起来。可惜谁也搞不懂她要说什么。咕咚咕咚地喝下半杯橙汁后，她看看母亲，又看看我，最后再次转向母亲：“郭晟就是那个院长，杨玉玉就是被害人。”

老贺多么不该在这种场合追求一种戏剧效果啊。上述话语短短几分钟，却使得气氛骤变，大家都不知说些什么好了。包括老贺自己。她饮牛似地喝下另半杯橙汁，长叹了口气。“命运啊，”母亲也叹口气，随后瞥我一眼，“快吃，鸡都是你的。”完了她捣捣老贺：“你呀，一点儿没变！”贺老师扭脸笑笑，丰唇抿了抿，母亲的手机却响了。可能调成了震动，嗡嗡嗡的，有点刺耳。母亲拿出手机，点点头，起身走了出去。短高跟的叩地声使走廊变得空旷。这下我只好独自应对老贺了。她操起筷子说：“以前给你们说过吧？”我说：“啊？”

“那个案子。”

“哦，说过。”沉默片刻。“你不吃藕片？平阳就这个有名了。”我只好掇了两筷子。“藏得挺深啊你？”

“啊？”

“啥时候知道的？”

“刚知道啊。”我脱口而出，又觉得这么说不妥，脸瞬间涨得通红。老贺也好不到哪儿去，没准跟小李在一块她脸都没这么红过。神秘而可怕的青春气息啊。“我跟你妈最铁了那会儿。”

“要不是你妈开车，今儿个可得喝点儿。”

“你爸干啥的？”

“剧团我在电视上瞅着了，你妈在学校就唱得好，就是环境不兴这个。”

“你属啥的？”无法想象老贺也可以如此唠叨，我倒宁愿跟她谈谈物权法草案。好在母亲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我松口气，几乎要侧过身去。它却又停了下来。“喂。”这次声音有点响，母亲再次走开。我抬头看了老贺一眼，她说：“以后当律师啥样，瞅瞅你妈就知道了。”话音刚落，母亲便推门而入，速度之快令人惊讶。老贺说：“大忙人！”

“那可不，”母亲笑了笑，捋捋头发，甚至长舒口气，“咦，你俩是不是都没吃啊？”

打宾馆出来，母亲说她要和老贺说会儿话。我说那我先走。她看看表，说：“别走远，二十分钟后回来。”我实在没地方去，只好跑校门口的马路牙子上喝了罐啤酒。隔着铁栅栏，隐隐能看到她俩在垂柳下的长椅上坐着。约莫过了半个钟头，母亲才来了电话。于是我就往回走。两人已行至雕塑西侧的甬道上。见我过来，老贺便跨上了心爱的自行车。我说：“贺老师再见。”她笑着说：“别忘了论文。”我这才发现自己大意轻敌了。果然母亲问起论文。我不晓得她知道多少，只好避重就轻地“如实相告”。她说：“你是不是太吊儿郎当了？”我说：“哪有？”她说：“严林你听好了，其他我都由着你，学习上瞎搞我可饶不了你。”她确实是这么说的，就站在校门口。不知是平阳的风还是其他的什么让她眉头紧锁。第一次，我发现自己比母亲高了那么多。直到站在毕加索旁，我都没说一句话。母亲捅我一肘子说：“咋，还生气了？”我确实没生气，于是我说：“我没生气。”

“德性，”母亲拉开车门，“上车。”

“干啥去？”

“上去再说。”她在我屁股上来了一巴掌。为了证明自己没生气，我主动询问老贺跟她聊什么了。母亲呸一声：“女人家的事儿，你个大老爷们瞎惦记啥？”片刻，她又小声嘀咕：“你贺老师都分手了，你也不给妈通个气儿。”虽然知道不应该，我还是忍无可忍地笑了出来。“你这人真是没一点同情心啊。”母亲瞥了我几眼，脸蛋绷了又绷，终于噗嗤一声趴到了方向盘上。

科技市场在北二环，一来一回将近俩小时。装了四台机，家用一台，剧团三台。母亲问我要不要，我赶紧摇头。她问咋了。我说用不着。倒不是真用不着，而是众所周知在大学宿舍里电脑就是时间黑洞。打发无聊时光理应用些更高明的方法。期间母亲接了好几个电话，完了说现在外出邀请越来越多，这半个月都十来个了。“邀请多还不好？”

“人都拿你当戏班子，无非是红白事儿、赶庙会，顶多有俩仨文化节，跟妈的初衷还差得远啊。”我这才想起正事，遂问评剧学校的合同签了没。“谈妥了，”母亲笑笑，“过几天在平海有个签约仪式。”我不由松了口气，却又感到浑身轻飘飘的，什么也抓不住。而头顶的阳光却生猛有力。回学校的路上，陈瑶来了个电话。她问我在哪儿。我说车上，马上到。“令堂走了？”

“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