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母亲（寄印传奇）
第二十四章

那年春天母亲带高一，每周逢双有两节早读课。娘俩却很少同行，理由是我嫌她骑车慢。午饭倒经常在一块吃，理由是“你营养得跟上”。记得有好长一段时间，对父亲，我们绝口不提。唯一的例外是五月初的一天，小舅妈拎来一袋炸鱼块。正当我大快朵颐之际，她问及父亲的近况。我扒着白饭，连头都没敢抬。母亲叹口气，说还是老样子。“那咋行？”小舅妈有点急，片刻后却又说：“也是，刚出来，总要有个适应过程。”她这话倒没错，只是父亲适应的时间略长了点。大概过了儿童节，他老才出去找活。先是搭雨棚、装塑钢窗，后又跟某个老舅修了几天摩托。建筑队也混过，费力不假，但相对来说工资还凑合。可惜这砖头水泥也就自家建房时摸过，父亲自然与泥瓦匠无缘，只能当小工。下班回家他死人般瘫在沙发上的样子我至今难忘。

零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父亲后来声称要去哪哪打工，在举家反对的情况下只好不了了之。到九九年十月天空高远之时，村东头的巨大扁平建筑里终于再次响起了猪崽的哼唧。望着那几十头圆滚滚的蠢东西，我竟涌出一种难言的喜悦。至于本钱打哪来，我却从没想过。当时母亲的月工资基本都要拿去还债——为此父母还吵过几架。母亲不想拖欠任何人，父亲却觉得“反正都借了，还了就是，也不差那几天”。至于父亲挣的几个散钱，刚够补贴家用——也幸亏我有个铁打的奶奶。直到2000年秋天拆迁安置方案下来时，奶奶才不小心说漏了嘴：父亲揣了口杀猪刀，挨门挨户地讨回了所有已黄和将黄的赌债。对此，母亲自然不知情。

不可避免地，在拆迁安置上，父亲故技重施。家里本来有两座红砖房，可惜卖出去一座，更为关键的是买主已经搬了进去。而父母和我都是城市户口，怎么安置就成了难题。那年夏天征地时，撇开养猪场，5亩地拢共也才补了几千块钱。父亲不愿“冤情重演”，“万般无奈之下”（奶奶语），只好诉诸杀猪刀了结此事。遗憾的是这次不太走运，奸诈的村干部跑学校向母亲告发。于是当晚家里就炸开了锅。至于锅是如何炸开的，我呆在学校，没能亲眼目睹，自然也不敢妄言。只记得一个周六下午，我推车进门时，那口用了将近十年的铁锅就四分五裂地躺在凉亭的石凳上。父母间爆发了一场迄今为止最长的冷战。有那么几天，母亲甚至住到了学校宿舍。我跑去劝她回家，母亲直瞪我：“哪轮得着你来管？”闹剧是怎么收场的，我死活想不起来。没准是小舅妈，没准是奶奶，也没准是姥爷，更没准就像所有的伤口一样，时间可以治愈一切。至于安置房，当然只有一套，但也并非竹篮打水一场空——好歹额外补了5万块钱。据我所知，至今，父亲以此为荣。

九九年春天我害了脚气病。母亲怪我脏，奶奶则说：“你心思活络了。”如她老所言，我确实心思活络了。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忧心忡忡就像东院房侧香椿树抽出的新枝，悄无声息却又夜以继日地膨胀和伸展。照这么下去，我真担心自己未老先衰。关于如何治疗脚气病，奶奶宣布用啥药也不好使，她建议我每天倒立十分钟，“这样会经脉逆流，疏导火气”。于是有好几个月，每晚睡觉前我都会贴墙倒立十分钟。在这之后，我会打开房门，穿过遍布燕子窝的二楼走廊，蹑手蹑脚地在楼梯拐角杵上好一会儿。我简直是个神经病。父亲出狱的那个四月晚上，我就发了场神经。然而父母房间没有任何动静，连翻身、打呼噜、说话、放屁的声音都听不到。这是好是坏，我也说不准。此外，关于“心思活络”（奶奶语），有必要说一句，当时呆逼们已经张口闭口“性生活”了。不时有人声称昨晚上父母不要脸，又在肏屄了。那年五一节前夕，终于有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我们的同龄人中总算出了一对爹妈。值得庆贺！

事实证明我的忧心忡忡不是杞人忧天。五月初的某日——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十二号，市教委组织广大中小学生上街，自发而义正言辞地抗议美帝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野蛮行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且极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游行。其时人头攒动，彩旗飘展，口号热烈，群情激昂——如果美帝大使馆胆敢驻在平海的话，我们也一定会拿起鸡蛋和砖头把它砸个稀巴烂。遗憾嘛，有二：其一，学生方阵被排在第二位，排在最头的是平海市法轮大法联合会，难道不应该是祖国的花朵们冲锋陷阵吗？其二，口号喊得人口干舌燥，却连瓶水也不发。等满身酸臭地赶到家，我连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于是父亲就给我递来一瓶冰镇啤酒。我咕咚咕咚干了个爽。父亲躺在沙发上看碟。他老不知从哪抱了个VCD（家里那台九八年春天不知给谁顺了去），租了一大堆的港台片，一看就是一整天。我没事也会瞅两眼。记得那天放的是《暗战》。我一瓶啤酒快下肚时，刘德华终于一口老血喷到了屏幕上。父亲说：“可以啊，林林。”他这么说，我实在有点不好意思。大概为了缓解我的情绪，父亲又说：“问你个事儿，林林。”我说：“啥？”他弹弹烟灰，又开了瓶啤酒：“这一年，你姨夫——是不是老到家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