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殒香消－兵冀中泣血蒙难记
（五）

“啪”地一声，一个巴掌重重地扇到我的脸上，一边打一边问：“说！哪个是沈茗？”我毫不示弱地叫道：“我就是！”他捏住我的脸颊狠狠地吩咐道：“她不说，给他上刑！”三、四个鬼子上来把我解了下来，推到墙根的一张条凳上坐下。佐藤跟过来指着我吩咐：“扒了！”鬼子们的眼睛里冒出兽性的光，几个人三下两下就把我的衣服和裤子都扒了下来，我本来就没有了内衣，一下就全身赤裸了。他们把我重新推到椅子上，光溜溜的背靠着冰冷的墙。他们把我的手绑在一起吊在墙上，又把我的腿平按在凳子上，在我的大腿根和膝盖捆上两道粗麻绳。我知道，这就是鬼子经常用来对付我们的同志的老虎凳。佐藤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肩头和胸脯威胁说：“我刚才说过，女人是一种很脆弱的动物，光着身子的女人就更脆弱，你可要好好想一想啊！”见我不答话，他摆摆手转过身去。两个鬼子将一根木杠插到我的脚下，猛地向上抬起，我的小腿象要被撅断了，我疼的“啊”地大叫起来，他们在我的脚下垫上一块砖。膝盖上的筛子紧紧固定住我的大腿，本来只能向后弯的小腿却被迫向前弯过去，我疼的汗流了下来。一个鬼子抬起我的脸问：“说，谁是沈茗！”我还是那句话：“我就是！”杠子又插了进来，两个杠子“嗨嗨”地向上抬，我就觉的有无数根钢针在扎我的膝盖，忍不住“啊呀…啊呀…”地叫起来。又一块砖头垫了进去，我呼吸困难，脸憋的通红，心跳的象打鼓，汗水乎乎地往下流。佐藤过来抓住我的乳房捏着大声问：“你说不说？”我真希望他的手再使点劲，这样可以分散一点那钻心的疼痛。他看我不说话，狠狠地下令：“再加！”又一块转加了上去，我感到下半身好象被一把利锯生生地锯断了，忍不住哭出了声。佐藤以为我要屈服了，抓住我的头发喝问：“快说，谁是沈茗？”我忽然觉得浑身发冷，喉头哽着一团腥气，一股钻心的疼痛袭来，我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是被凉水浇醒的，醒来的时候已是全身平躺被绑在一条长椅上，头在椅子的我外面，披头散发垂向地面。一股凉水浇到我的脸上，见我醒了过来，一个鬼子问：“说，你是谁！”我被绳子勒的喘不过气来，只能吃力地回答：“我是沈茗。”一大股凉水哗地浇到我的脸上，我吃力地摇头躲闪，立即有两只大手抓住了我的头，水直冲我的鼻子浇了下来。凉水冲进了我的鼻腔、直入胸腔，们的屋子走来。走到屋门口，伊藤喊了句什么，几个鬼子一拥而上，两人抓一个抓住这几个女同志，其中一个被按在了地上，正是邵雯。尽管她是自己走出来的，鬼子还是扒开了她的裤子，伊藤仔细检查了她的下身后，满意地笑了。四个女同志都被扒开裤子检查过下身，然后被推进了我们的屋子。

这里的喧嚣刚过，又一批女兵被带进了审讯室，鬼子们故伎重演，逼迫着被俘的女兵们含着眼泪分成了两拨。这次到我们这边的女同志有四个，她们还是被鬼子一一扒开裤子作了检查，然后才被推进了屋。最后，杨政委、章蓉和廖卿也拖着虚弱的身子被带到了我们这里。现在，在这间屋子里，全都是原抗大女生队和妇训班的同志，大家都在低声地咒骂敌人，杨政委却在凝神思索着什么。看着她沉重的表情，我心中忽然升起一种不祥的感觉，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相信这屋子中的每一个人对死亡都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还有比死更可怕的东西。

恶梦果然很快就降临了，天刚擦黑，敌人吃过晚饭之后，把我们12个人都带进了审讯室，挨个问我们的姓名和职务，不说就吊起来，不一会儿我们就被靠墙吊成了一排，连杨政委和章蓉也挺着大肚子、脚尖点地吊在那里。两盏大汽灯挂在两侧，把我们这一排人照的雪亮。敌人不再问我们，而是从对面的牢房里带出八个年轻的女兵。现在我们才完全明白了，敌人是企图用这种卑鄙无耻的办法从我们当中找出对他们有用的人来，现在他们已经部分得逞了，我们几个无疑是他们筛选出来的重点。敌人从女兵群里拉出一个姑娘，我认出，她是卫校的学生孟颍。敌人把她推到我们跟前，用鞭子点着我们问她：这几个人里谁是范宜君，谁是杨君茹，谁是沈茗……听到敌人点的这一串名字，我不禁吃了一惊，这几个同志不仅都是梅花支队的干部，而且都是重要的领导干部，敌人怎么会掌握的那么准。我忽然想到范大姐落到敌人手里的那个文件包，那里面有梅花支队的花名册。鬼子特务机关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这一点我多次领教过。这几个在分区赫赫有名的女领导干部的名字他们不会没有听说过，现在落在他们手里，他们肯定要无所不用其极地把她们找出来，然后……。看来情况比我原先想到的要严峻的多，远远不是受什么凌辱、牺牲多少条生命的问题，想到这，一股冷汗顺着脊背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