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莫纳之地
第265章 仁德

是为了多赚钱。

合伙人说：现在竞争太激烈了，咱们得想办法。

他说：什么办法？

合伙人说：还能有什么办法？把成本再降降。

他问：降到什么程度？

合伙人说：降到别人降不到的程度。

他沉默了。

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换更便宜的辅料。

意味着缩短生产周期。

意味着减少质检环节。

意味着……

他心里那个声音又响了：你这样对吗？

另一个声音更大：别人都这么干！你不干，你就死！

他选择了死那个声音。

那次之后，仁德医药公司开始“腾飞”。

订单越来越多，利润越来越高，厂房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

他成了“成功企业家”。

去开会，去领奖，去讲话，去和领导握手。

每次讲话，他都说：我们要做良心药，做老百姓吃得起的药。

台下掌声雷动。

他也鼓掌。

但他心里知道。

那些药，已经不是当年的药了。

那些药，只是“合格”。

仅仅是合格。

新历10年，仁德医药公司第一次导致士兵死亡的那一年。

不是直接死。

是间接。

前线送来一份报告：某批次的止血药，效果严重不达标，导致十七名士兵失血过多而亡。

那批药，是仁德生产的。

克里斯蒂亚诺看着那份报告，手抖得握不住纸。

他把质量主管叫来。

质量主管已经换了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干活麻利，嘴也甜。

小伙子看了报告，说：老板，这事咱们得压下去。

他问：怎么压？

小伙子说：找关系，花钱，把责任推到运输队身上。

他看着小伙子。

那张年轻的脸上，全是精明。

没有愧疚。

没有害怕。

只有“怎么搞定”的算计。

他忽然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

刚毕业那年，他也这么年轻过。

那时候他心里装的是老院长的话：你们的病人，把命交给了你们。

现在这个小伙子心里装的，是怎么推卸责任。

他忽然觉得很累。

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那种累。

他挥挥手。

小伙子出去了。

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看着那份报告。

看着那十七个名字。

他一个都不认识。

但他知道，那些人，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有的有父母，有的有妻儿，有的有还没出生的孩子。

都死了。

因为他的药。

他闭上眼睛。

眼前浮现出那些年轻人的脸。

都看着他。

都问：为什么？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新历12年，仁德医药公司第一次被告发的那一年。

是个小护士。

从前线回来的，截了一条腿，拄着拐杖，找到报社。

她说：我用的药是仁德的，根本没用。我的腿就是那样没的。

报社没敢发。

有人打了招呼。

但消息还是传出来了。

克里斯蒂亚诺收到风声，连夜找人去处理。

处理的方式很简单：给钱。

给那个小护士钱，让她闭嘴。

给报社钱，让他们不报。

给相关部门钱，让他们“严格审查”之后给出“合格”的结论。

钱花了，事平了。

他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

窗外是高楼，是车流，是繁华的城市。

都是他的钱买的。

但那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那些死去的士兵身上来的。

是从那些截肢的伤兵身上来的。

是从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身上来的。

他忽然想起老院长的话。

老院长说：因为你们的病人，把命交给了你们。

现在那些把命交给他的人，死了。

因为他的药。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那双手，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干净了。

上面沾着血。

看不见的血。

但能感觉到。

凉凉的，黏黏的，擦不掉。

新历15年，3月10日，雷诺伊尔的人找到他的那一天。

来的人穿便装，但一看就是军人。

肩膀很直，眼睛很冷。

他们拿出文件，放在他桌上。

是调查令。

他说：你们凭什么查我？

领头的人说：凭前线又死了人。凭那些人的药，是你家出的。

他说：我的药都是合格的！

领头的人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

不是愤怒。

是怜悯。

是那种看着快死的人，才会有的怜悯。

他说：你自己信吗？

他愣住了。

自己信吗？

那些药，合格吗？

也许合格。

也许只是“合格”。

仅仅是合格。

但对于那些用了药的人，合格不够。

他们需要的是“有效”。

是需要救命。

是需要活着。

他忽然想起那十七个名字。

想起那个截了腿的小护士。

想起那些送出去的“处理费”。

想起这些年，自己对自己说的那些话。

“别人都这么干。”

“合格就行。”

“不是咱们的问题。”

都是假的。

都是骗自己的。

他看着那个军人。

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

但什么也说不出来。

军人说：跟我们走一趟吧。

他站起来。

跟着他们走出去。

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

那间办公室，那个落地窗，那把老板椅。

以后，不是他的了。

新历15年，3月18日，凌晨六时，刑场。

克里斯蒂亚诺跪在泥地里。

那些回忆，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从医学院毕业那天，到仁德公司成立那天，到第一次“节省成本”那天，到第一次被告发那天，到今天。

三十六年。

从二十三岁，到五十九岁。

从那个想做良心医生的年轻人，到这个跪在泥地里的死囚。

他想笑。

笑不出来。

他想哭。

哭不出来。

远处，有人开始念判决书。

声音很远，像隔着一层水。

“……克里斯蒂亚诺·伊佩，仁德医药公司总裁，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故意提供劣质药品，导致前线伤兵死亡人数达二百三十七人，致残人数达一千零九十二人。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危害公共安全罪、贪污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他听着那些数字。

二百三十七个死人。

一千零九十二个残废。

都是因为他。

都是因为那些“合格”的药。

他低下头。

泥地里，倒映着他的脸。

那张脸，和年轻时候已经不一样了。

老了，皱了，灰了。

眼睛里那种光，没了。

他忽然想起老院长最后那句话：

“这份信任，比任何钱都重。”

他辜负了那份信任。

他把那些把命交给他的人，卖给了利益。

他成了自己最恨的那种人。

身后有人喊：

“准备——”

他听见枪栓拉动的声音。

六支枪，同时上膛。

咔嚓。

很脆。

像某种东西断裂的声音。

他忽然想起小时候。

七岁那年，他发过一次誓。

那天他在村口看到一个老人，倒在路边，快死了。没人管他，都绕着走。

他跑过去，蹲下来，看着老人。

老人拉着他的手，说：孩子，以后要做个有良心的人。

他说：好。

老人死了。

他跪在那里，哭了很久。

后来他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做个有良心的人。

他做到了吗？

他看着泥地里自己的倒影。

那张脸在笑。

苦笑。

他做到了。

只是那个“良心”，不是他想的那种。

他成了一个“有良心”的商人。

只对钱有良心。

只对利润有良心。

只对自己有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