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莫纳之地
第420章 一生为债

审判长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看着他，看着他身后的国徽。红底，金星。我想起我爸说的那句话——不要贪，不要占。贪了，占了，就是国家的贼。我是国家的贼。贼站在法庭上，面对国徽，面对那些被偷了钱的人。我没有什么要辩的。做了就是做了，拿了就是拿了。辩什么呢？辩了，就不是贼了吗？辩了，那些钱就回来了吗？辩了，那些在寒风中等了三天的人，就能暖和一点了吗？辩了，我就能回到第一人大图书馆那张洒满阳光的桌子前，把这一切从头来过吗？回不去了。都回不去了。

我说了。说完了，就等。等了四十分钟。四十分钟里，我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那是很多年前了，我刚进东川省财政部的第一年。有一天下班，我路过省人民医院门口，看见一个老太太蹲在台阶上哭。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儿子住院，要交三千块钱押金。她手里攥着的全是零钱，一块的，五毛的，一毛的，皱巴巴的，用橡皮筋捆着。她说她凑了好几个月，还差五百。我从钱包里数出五百块钱，塞到她手里。她说，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说，不用记。她拉着我的手不放，说，姑娘，你会有好报的。我走了。那时候我以为，做好事就会有好报。那时候我不知道，人做一件好事，抵不了一件坏事。做九十九件好事，抵不了那一件坏事。那五百块钱，救不了我。那个老太太，也救不了我。

法槌落下了。笃的一声。

死刑。

腿软了。不是一下子软，是一点一点软，像一面被风吹歪的旗。法警架住了我。我没有哭。眼泪早就流干了。在那些失眠的夜里，在那些瞪着天花板、数着心跳的夜里，在那些听见电话里传来女儿笑声的夜里，已经流干了。我站在被告席上，忽然想起我爸吐在桌上那些酒，想起我妈卖鸡蛋的手指在抖，想起第一人大图书馆里那片落在书页上的阳光。那些东西都很远很远了。远到像上辈子的事。但它们还在。还在我心里。一直在我心里。是我自己把它们毁了。

三天后，执行。凌晨五时十二分。

天还没亮。我从牢房里被带出来。走廊很长，灯是白的，地砖是灰的。我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很稳。不是不害怕，是害怕也没用。怕了，也得死。不怕，也得死。既然都得死，那就不怕了。怕了，死得难看。不怕，死得干净。我死的时候，穿着囚服，脚上是一双布鞋。我这一辈子穿过最好的衣服，是第一人大开学典礼上那件白衬衫——那是我妈用卖鸡蛋的钱给我买的，三十八块钱，纯棉的，袖口绣着一朵很小的花。那件衣服后来洗了太多遍，领口泛黄了，袖口磨毛了。我没有扔。它还在我老家的衣柜里挂着。它不会知道，它的主人今天要死了。

刑场是监狱后面的一片空地。地上是碎石，踩上去沙沙响。风从北边吹过来，很凉。我看着远处那片天，灰蒙蒙的。东边的天际线上有一道极细的光，灰白的，像有人用刀在夜幕上划了一道口子。那是太阳快要升起来了。我等不到它升起来了。我站在那里，看着那道口子，看了很久。然后我闭上眼睛。我在心里说——爸，妈，对不起。涵意，对不起。那些被我偷了钱的工人们，对不起。第一人大，对不起。东川省财政厅那张我坐了五年的办公桌，对不起。那个在医院门口哭的老太太，对不起。我没有资格求你们原谅。我只是——对不起。还不完的，下辈子还。下辈子，我做牛做马，一分一分还。

那声响来了。闷闷的，像一块石头砸进很深很深的水里。不疼。只是一瞬间的事。然后我就倒下去了。倒下去的时候，我看见我妈。她站在老家的门口，手里拎着两篮子鸡蛋。她笑着说，今天卖了八毛钱。够给你买个作业本了。我看见我爸。他蹲在厂门口，嘴里叼着那根没有点燃的烟。他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说，走。我看见第一人大图书馆的穹顶，阳光从穹顶洒下来，把书页照成淡金色的。我看见东川省财政厅门口那条我走了五年的林荫道，梧桐叶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我看见我女儿。她坐在欧罗巴的宿舍里，电脑开着，屏幕上是一个还没写完的论文。她拿起电话，说，妈妈，我爱你。我想说，妈妈也爱你。但我说不出来了。

我死了。

我叫章知好。知书达理的知，好。好什么？不知道。也许是好女儿，好学生，好干部。都不是。我是一个贼。一个偷了工人血汗钱的贼。一个让父母蒙羞的贼。一个让母校丢脸的贼。一个对不起女儿的贼。我还不完了。一辈子还不完。欠着吧。欠着，下辈子还。下辈子，我不贪了。下辈子，我好好做个人。

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把整片天空照成金黄色的。那面国徽还在。红底，金星。风吹过来，把那面旗吹得猎猎作响。她躺在那片碎石地上，脸朝下，不动了。她的眼睛闭着，睫毛很长，垂着。她的嘴角还有一点弧度，不是笑，是解脱。解脱了，就不累了。不累了，就能睡了。睡了，就不想了。不想了，就不疼了。

妈，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