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莫纳之地
第420章 一生为债

我是章知好。

这个名字是我爸起的。知书达理的知，好。好什么？他没说。也许是好女儿，也许是好学生，也许是好干部。他起名字的时候刚下夜班，眼睛熬得通红，手还在抖——不是激动，是累的。他在纺织厂的流水线上站了十二个小时，回到家的时候天快亮了。我妈说，给孩子起个名吧。他想了很久，说，叫知好。知书达理，好。好就行了。

东川很穷。不是那种说得出口的穷，是那种说不出口的、只能咽下去的穷。我们家住在纺织厂的家属院里，一排平房，墙是红砖砌的，砖缝里长着青苔。屋里的地面是夯土的，下雨天会返潮，踩上去黏糊糊的。我妈在床上铺了一层塑料布，雨大的时候，水从屋顶漏下来，滴在塑料布上，啪嗒啪嗒响。她用脸盆接着，满了就倒，倒了再接。

我爸在纺织厂干了大半辈子。他的工作是修机器。机器坏了叫他，机器不坏也叫他——机器不坏的时候，他就站在旁边等着机器坏。他说他不是技术员，是机器的保姆。他的手很糙，指甲缝里嵌着黑泥，洗不掉。不是洗不掉，是那种黑泥嵌得太深了，和指纹长在了一起。他用那双黑手给我交学费，一沓零钱，皱的，湿的，全是汗味。我接过来的时候，闻到那股味，想吐。不是恶心，是难受。

我妈在集上卖鸡蛋。家里养了十几只鸡，下的蛋舍不得吃，攒起来卖。一斤八毛钱。我的学费是一百二十块。她卖了整整一个暑假的鸡蛋，才凑够了。她递给我那沓钱的时候，手指在抖。不是怕，是舍不得。舍不得那些鸡蛋，舍不得那些鸡，舍不得那些从鸡屁股里抠出来的、一个一个攒起来的钱。但她还是递给了我。她说，好好学。学好了，回来。回来，把咱们东川建好。

我考上了第一人大财经大学。

通知书到的那天，整个纺织厂家属院都轰动了。不是考上了大学——那年头大学生虽然少，但也不是没有。是第一人大。那是卡莫纳最好的财经学府，全国只招三百人，我们东川省那年只录了三个。村长敲锣打鼓来我家，后面跟着一整条街的人。我爸那天喝了酒，喝了很多，喝醉了。他拉着我的手，翻来覆去地说，我女儿是大学生了，是第一人大的大学生。我女儿以后是国家的人了。国家的人，要为国家做事。不要贪，不要占。贪了，占了，就不是国家的人了。就是国家的贼。他说了很多遍，说一遍，喝一杯。喝一杯，再说一遍。他喝到吐了，还在说。

我坐在那里，看着他吐。吐完了，他趴在桌上睡着了。我妈把他扶到床上，给他盖好被子。她转过身，看着我，说，你爸高兴。我说，嗯。她说，他这辈子，就高兴过两回。一回是娶我的时候。一回是今天。她说完，眼睛红了，没有哭。她的眼泪早就流干了。在我爸下岗那年流干了，在她卖鸡蛋那年流干了，在那些数不清的、说不出口的日子里流干了。

第一人大的四年，是我这辈子最亮的日子。

校园在圣辉城西郊，红砖楼，梧桐树，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图书馆的穹顶很高，光线从穹顶洒下来，把书页照成淡金色的。我坐在那里，一看就是一天。我不逛街，不谈恋爱，不参加社团。我没有钱逛街，没有衣服谈恋爱，没有底气参加社团。我只有书。书不要钱，图书馆里有的是。我读财政学，读货币银行学，读宏观经济学，读国际金融。每一个字都读，每一道题都做，每一个公式都推到推不动为止。我考第一，考第二，考第三。考了四年，年年拿国家奖学金。我把奖学金寄回家，我妈不要，又给我寄回来。她说，你留着。买件好衣服。别让人看不起。

我没有买衣服。我把钱存起来，一分没花。我想着，毕业了，工作了，攒够了钱，把我妈接到城里来。她一辈子没住过楼房，没洗过热水澡，没用过抽水马桶。我想让她过好日子。这个念头，后来救了我，也害了我。

毕业那年，我以全系第三名的成绩被分配回东川省财政部。别人都往圣辉城挤，我主动申请回东川。辅导员找我谈话，说，你这个成绩，留圣辉城没问题，为什么要回去？我说，东川穷，缺人。我是东川人，不回去，谁回去？辅导员看了我很久，在分配志愿表上签了字。

东川省财政部。我在那儿干了五年。从最底层的小司做起。小司是什么？就是跑腿的。领导要文件，我去档案室翻。领导要数据，我一个一个电话往县里打。领导要开会，我提前两个小时去会议室摆名牌、调投影仪、检查话筒电池。杂事做不完，但我从不抱怨。抱怨什么呢？能坐在这里，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我爸在流水线上站了三十年，站弯了腿，站驼了腰，才把我站到这张椅子上。我不能让他白站。

我做得认真。极其认真。每一个数字都对三遍，每一份文件都逐字逐句看，每一个公章都盖得端端正正。别人五点下班，我九点还在办公室。别人周末逛街，我在办公室整理各县报上来的预算表。处长注意到了我。不是因为我送礼——我没钱送礼。是因为有一次，他发现东川省下面七个县的财政补贴发放数据对不上，让所有人重新核算。别人交上来的是一份修改后的表格。我交上来的，除了表格，还附了一份七页纸的问题分析报告，把每一个数据差异的来源、原因、责任单位都标得清清楚楚。处长看了很久，问，这是你做的？我说，是。他说，你一个跑腿的，做这个干什么？我说，数字不对，钱就发不对。钱发不对，老百姓就领不到。老百姓领不到，就会挨饿。我是东川人，我知道挨饿是什么滋味。

他没说话。第二天，我被调到了预算科。不是跑腿了，是正经做业务。我坐在那张新的办公桌前，看着桌上那台新的电脑，看了很久。我没哭，但我喉咙堵了一下。我想起我妈在集上蹲着卖鸡蛋的样子，想起她为了五毛钱跟人争了半天，最后人家走了，她又喊——七毛就七毛。人家没回头。我想起我爸蹲在厂门口、嘴里叼着那根没有点燃的烟、看着那扇关着的铁门的背影。我想起他吐在桌上那些酒。他们把我送出来，不是让我跑腿的。是让我做事的。我现在可以做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