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莫纳之地
第419章 审判日

“钱多多找我吃饭。他敬我酒，我不喝。他又敬，我又不喝。他敬了三次，我喝了。不是我渴，是我不好意思拒绝。不好意思拒绝，就喝。喝了，就欠了。欠了，就得还。他找我办事，一开始是小事，后来是大事。他说，章处长，帮帮忙。我知道不合规，但我想，帮一次，没关系。帮了一次，就有第二次。有了第二次，就有第三次。第三次的时候，他把那张存折放在我面前，说，章处长，这是一百万，您收着。我看着那张存折，看了很久。我知道不应该收，但我收了。为什么收？因为我想有钱。有了钱，就能买房。有了房，就能接我妈来城里住。我妈一辈子住在乡下，没有住过楼房，没有洗过热水澡，没有用过抽水马桶。我想让她过好日子。我想用我的工资给她过好日子，但我的工资不够。不够，就想了别的办法。想了不该想的办法。做了不该做的事。”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但越来越清楚。

“我收了那一百万。我把它存进银行，不敢花。不是不想花，是不敢。不敢花，就放着。放着，就更难受。每次看见那张存折，我就想起我爸说的话。他说，不要贪，不要占。贪了，占了，就是国家的贼。我是国家的贼。我偷了那些工人的钱。他们等着那些钱吃饭，等着那些钱买药，等着那些钱活命。我偷了他们的钱，就是偷了他们的命。他们的命没了，我还活着。我不配活着。”

她停了。法庭里很安静。日光灯的嗡嗡声还在响，窗外的风声还在响，但那些声音都像隔了一层什么东西，很远，很轻。

“我不求宽恕。宽恕不了。做了这样的事，谁也宽恕不了。我只想说，对不起。对不起那些被我偷了钱的工人。对不起那些在寒风中等着领补贴的人。对不起那些相信我、提拔我的人。对不起我爸。对不起我妈。对不起那些从河床上走过来的人。他们走了那么远的路，吃了那么多的苦，以为到了。到了，才发现这里也有贼。我也是贼。我对不起他们。”

她低下头。她的肩膀在抖，但没有声音。她站在那里，等着。等审判长说话，等陪审员说话，等法说话。

审判长沉默了。他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案卷旁边。他的手指在镜腿上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敲着。他看着章知好，看了很久。

“法庭已充分听取公诉人、辩护人的意见，以及被告人的最后陈述。现在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评议结束后，当庭宣判。”

法槌落下了。笃的一声，很响，很闷，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所有人站起来。法警把章知好带出去。她走的时候，没有回头。旁听席上的人在交头接耳。有人说她装，有人说她是真的悔了，有人说悔有什么用，悔也还不回来那些被偷的钱，悔也还不回来那些被偷的命。

老马没有参与这些讨论。他坐在那里，看着那张空了的被告席，看着栏杆上那些抓痕。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老李坐在他旁边，从口袋里掏出那包皱巴巴的烟，抽出一根，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没有点。法庭里不能抽烟。他把烟夹在耳朵上。

“她说的话，你信吗？”老李问。

老马没有回答。他看着那面国徽，看了很久。“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认了。认了，就是还了。还不完，也得还。还到还完为止。”

休庭持续了四十分钟。四十分钟里，旁听席上的人没有走。有人去上了厕所，有人去喝了水，有人站在走廊里抽烟。但没有人离开。他们要等。等一个结果。等一个让他们信服、让他们安心、让他们相信法不会饶人的结果。

上午十时十五分。法警把章知好带回来。她的眼睛是红的，但没有泪。她站在被告席上，双手握着栏杆。栏杆上的抓痕硌着她的手指，她没有躲。审判长和四个陪审员从侧门走进来，坐回审判席。他们的表情很严肃。审判长戴上老花镜，拿起那张刚刚打印出来的判决书。纸是白的，字是黑的，盖着红印。红印是圆的，很大。

“全体起立。”

所有人站起来。椅子腿刮地板的声音响成一片，像一阵很乱的鼓点。鼓点停了。法庭里安静了。

“现在宣判。”

审判长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钉进木头里。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章知好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伙同他人截留、克扣失业补贴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归案后主动交代犯罪事实，退还全部赃款，认罪态度良好，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但被告人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对象系国家用于救济失业工人的专项补贴资金，社会危害性极大，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严惩。”

他停了。法槌落下的声音是唯一的标点。

“判决如下:被告人章知好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卡莫纳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法槌落下。笃的一声。

章知好的腿软了。不是一下子软，是一点一点软，像一面被风吹歪的旗。她扶着栏杆，站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慢慢地往下滑。法警架住了她。她的脸很白，嘴唇在抖，但她没有哭。她的眼睛睁着，看着前方。前方是那面国徽，红底，金星。

旁听席上有人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憋了很久、终于憋不住的、小声的哭。哭的人是一个中年女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头发花白了，坐在后排角落里。她不认识章知好，她也不是东川人。她只是想哭。哭完了，就好了。好了，就不用哭了。

老马没有哭。他站起来，看着章知好被法警架出去。她的背影很小，很薄，像一张被揉皱的纸。囚服太大了，套在她身上像一只麻袋。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她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她只是停了一下。然后她被带出去了。门关上了。

老马站在那里，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手里还攥着那张存折。存折上的数字还在——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元。他攥着它，攥了很久。然后他把存折放进口袋里，转身，走出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