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路青云之权力巅峰
第971章 “非升即走”成了“非升即滚”？

“林书记，这个事……我们也很为难。”陈校长叹了口气，“赵启明确实是个好老师，教学没得说，对学生也负责。但是学校的预聘长聘制度是经过党委会讨论、教育部备案的，硬指标就是硬指标。他没有国家面上项目，我们要是破例留他，其他没达标的老师怎么办？这个口子一开，制度就形同虚设了。”

“制度是谁定的？”林杰问。

“是……是学校学术委员会定的，借鉴了国外一流大学的经验。”

“国外一流大学，也只看论文和项目，不看教学？不看实际贡献？”

陈校长沉默了。

“陈校长，”林杰继续说，“我问你个问题，办大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发论文、拿项目，还是为了培养人才？”

“当然是培养人才……”

“那赵启明培养的人才，算不算人才？他教的那些学生，将来会不会成为国家的栋梁？”

“这……”

“我再问你，”林杰声音沉下来，“你们学校那些拿到面上项目的教授，是不是都像赵启明一样认真教书？是不是都像他一样，六年如一日泡在实验室带学生？”

陈校长没说话。

“你不说，我替你说。”林杰翻开另一份材料，“你们学校材料学院，去年拿到面上项目的三位教授，其中两位的教学评教分数连续三年低于七十分，学生投诉他们‘上课念PPT’‘不答疑’‘把研究生当廉价劳动力’。但他们论文多、项目多，所以稳坐钓鱼台。而像赵启明这样真正把心扑在教学和学生身上的老师，因为缺一个项目，就得滚蛋。陈校长，你觉得这合理吗？”

电话那头传来沉重的呼吸声。

“林书记，您说的我都明白。”陈校长声音苦涩，“但学校有学校的难处。现在高校竞争这么激烈，排名、指标、经费，这些压力都落在学校头上。我们不得不把资源向那些能出‘显性成果’的老师倾斜。赵启明这样的老师，我们当然想要，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评价体系就是这样。”陈校长说，“不光我们学校，全国高校都这样。您要改，得从根子上改。光批评我们一所学校，解决不了问题。”

这话说到了点子上。

林杰沉默了几秒：“好，那我们就从根子上改。陈校长，我给你个任务，一周内，组织你们学校的学术委员会，重新修订‘预聘长聘’考核办法。增加教学权重，增加人才培养成果的权重，增加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权重。面上项目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指标，但不能一票否决。”

“一周？这太急了……”

“不急。”林杰打断他，“赵启明这样的老师，每多等一天，就多一分寒心。其他高校在看着，全国的青年教师在看着。你们学校要是能率先破这个局，就是标杆。要是破不了……”

他没说下去。

陈校长明白了：“林书记，我尽力。”

“不是尽力，是必须。”林杰说，“另外，赵启明的解聘决定，暂时冻结。等新办法出来，重新评估。”

“这……已经发文了，程序上……”

“程序可以修正，人才流失了，就回不来了。”林杰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他对许长明说：“通知高教司、人事司、学位办，下午两点开紧急会议。

议题就一个——高校预聘长聘制度实施情况评估与改革。”

“是。”许长明记录着，“那赵启明老师那边……”

“你亲自去一趟。”林杰想了想，“代表我去看看他，听听他还有什么困难。告诉他，国家需要他这样的老师，改革需要时间，但方向不会变。”

许长明走后，林杰重新翻开那份万字长文。

文章最后一段，赵启明写道：

“这六年，我最对不起的是我的家人。爱人为了支持我，放弃了工作的机会，全职带孩子。女儿今年六岁，上小学一年级。她经常问我：‘爸爸，你为什么要做科学家？’我说：‘因为科学很有意思。’她又问：‘那为什么科学家还要被赶走？’”

“我答不上来。”

“昨晚，女儿睡前跟我说：‘爸爸，你要是没工作了，我就把我的压岁钱都给你。’”

“那一刻，我哭了。”

林杰合上文章，走到窗前。

他想起很多年前，自己还是医生时，也遇到过类似的困境，一个认真看病、却因为论文不够评不上职称的医生，和一个论文一大堆、但临床水平一般的医生，医院会选哪个？

那时候，他无能为力。

现在，他有了能力。

手机震了，是儿子林念苏发来的微信：“爸，赵启明老师的文章我看了。我们医学界也有类似问题，有些临床水平很高的医生，因为科研指标不够，升不上去。但至少，医生不会被解聘。”

林杰回复：“高校老师也应该有基本的职业保障。”

“爸，您真要动‘非升即走’？”

“动。”

“阻力会很大。这套制度运行十几年了，很多高校靠它出了成绩，也靠它淘汰了不合适的人。您要改，等于动了他们的根本。”

“不动根本，怎么治本？”

下午两点，教育部会议室。

椭圆桌旁坐了二十多个人，除了部里相关司局的负责人，还有几位特邀的高校人事工作专家。

林杰开门见山的说：“今天开这个会，就讨论一件事，非升即走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该怎么改。”

人事司刘司长先发言：“林书记，‘预聘长聘’制度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打破高校教师终身制的铁饭碗，激发创新活力。实施十几年来，确实吸引了一大批海外优秀人才回国，也倒逼了本土教师的科研产出。”

“问题呢？”林杰问。

“问题……主要在执行层面。”刘司长推了推眼镜，“有些学校把硬指标定得太死，比如必须有多少篇论文、必须有什么级别的项目，缺少弹性。还有的学校，把非升即走变成了只走不升，招人的时候许诺得很好，六年到期后，一百个人里只留十个，其他全解聘。这样既能保持人员流动，又不用承担太多责任。”

一位专家接话：“这在美国叫‘tenuretrack’，本来是一种激励和保障并存的制度。但到了咱们这儿，有些学校只学了‘激励’的部分，丢了‘保障’的内核。六年聘期，前两年适应环境，中间两年出成果，最后两年焦虑考核。很多青年教师根本不敢做长周期、高风险的研究，只能追热点、发快论文。”

“还有教学问题。”另一位专家说，“现在的考核体系，教学是软指标，科研是硬指标。一个老师如果把太多时间花在教学上，科研产出就会受影响，六年到期就可能走人。所以理性的选择是什么？是应付教学，全力搞科研。最后吃亏的是谁？是学生。”

林杰静静地听着。

等大家都说得差不多了，他才开口：“各位说的都对。但我想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大学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