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世纪开始的千年世家
第353章 夏秋之际

院子里，珊珊正在收晾晒的草药。杨保禄走过去，帮她把一捆艾草从绳子上取下来。艾草是端午节前后收的，晒干了用来熏屋子、煮水泡脚。珊珊每年都要收一大批，分给内城各家。

“娘。”杨保禄把艾草放进竹筐里，“爹的身子，到底怎么样。”

珊珊的手停了一下。她把最后一捆艾草取下来，码进筐里，拍了拍手上的碎叶子。

“你爹不是病。”她说，“是老了。”

杨保禄站在那里。三十八年前母亲跟他一起穿越到这片土地上时，他只有四岁。三十八年过去，母亲从一个年轻妇人变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她的手上全是老茧和裂口，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草药汁液。但她的眼睛还是跟年轻时一样，看人看事，清清楚楚。

“人的身子，像一盏油灯。”珊珊把竹筐端起来，放在廊檐下，“灯油烧完了，灯就灭了。添油能多亮一会儿，但添不了多少。草药是添油，不是造油。”

杨保禄沉默了很久。

“还能添多少。”他问。

珊珊没有回答。她把竹筐码好，拍了拍围裙上的灰，转身走进了厨房。

八月初，杨亮把两个儿子叫到了床前。

那天早上杨定军刚从工坊回来。他在阿勒河边选了一块地，准备建新的水力纺纱车间。现有的纺织工坊已经塞了六台十六锭纺车，屋顶下面挤得满满当当，卢卡跟弗里茨抱怨说喂棉条的时候转身都困难。杨定军决定在河下游半里的地方另建一座单独的纺纱工坊，专门放新式纺车。他花了三天时间测了河水的流速，选了水轮的位置，画了工坊的平面图，让木匠老约翰开始备料。

他刚洗完手，准备吃早饭，诺力别就来了。说父亲让过去。

杨定军走进父亲的卧房时，杨保禄已经在了。杨亮靠坐在床上，背后垫了三个枕头，才勉强撑住上半身。他比七月的时候又瘦了一圈，锁骨和肩胛骨的轮廓从薄薄的里衣下面凸出来。但他的眼睛是清明的，看着两个儿子走进来，目光从杨保禄脸上移到杨定军脸上，又从杨定军脸上移回杨保禄脸上。

“坐下。”杨亮说。

杨保禄和杨定军在床前的两条矮凳上坐下。珊珊站在门口，没有进来。

杨亮看着两个儿子，看了好一会儿。窗外传来阿勒河的水声和远处工坊水车转动的吱呀声。这些声音在盛京响了三十多年，从早到晚，从春到冬，已经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一部分，像呼吸一样自然。

“我把你们叫来，是有几句话要说。”杨亮的声音比七月的时候更慢了，中间停顿的次数更多了，“不是交代后事。后事没什么好交代的，你们俩这些年做的事我都看在眼里，我走了你们也撑得住。我要说的是别的事。”

他停了一下，喘了几口气。

“你们俩，性格不一样。保禄像一把锤子，遇到事情第一反应是敲下去，敲平了算。定军像一把锉刀，遇到事情第一反应是来回磨，磨到严丝合缝为止。锤子有锤子的用处，锉刀有锉刀的用处。但锤子和锉刀搁在一个工具箱里，才是一个完整的家。”

杨亮的用词简单直接，没有比喻的铺陈，只是把话说明白。

“我走了以后，盛京归保禄，林登霍夫归定军。这是早就定好的，不用再议。但有一条——两家不分家。不是让你们住在一个屋檐下，是让你们心里不分家。保禄在盛京做什么大事，要想着定军。定军在林登霍夫搞什么新东西，要想着保禄。遇事商量，有难处说出来，别一个人扛。你们是兄弟，不是合伙人。”

杨保禄和杨定军同时点了点头。动作不大，但很沉。

杨亮的目光落在杨定军身上，停了一会儿。

“定军，我单独跟你说几句。”

杨保禄站起来，退出了卧房。他在门口站了片刻，听见父亲的声音又响起来，比刚才更低，他听不清内容。他没有多留，穿过院子，走到老榆树下面等着。

卧房里只剩下杨亮和杨定军两个人。

杨亮看着小儿子。杨定军坐在矮凳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姿跟他小时候一模一样。那时候杨亮教他认字，他就是这个姿势，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笔直，眼睛看着书本，不东张西望。三十一年过去了，他还是这个姿势。

“你跟你哥不一样。”杨亮说，“你哥管人管事，心里装着一本账，谁干了多少活，该领多少工钱，哪批货该往哪送，他记得清清楚楚。你心里装的是另一本账——齿轮怎么啮合，锭子转多快，炉子烧多热，料怎么配。这两本账，盛京都需要。”

他停了一下。

“但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

杨定军坐得更直了。

“你搞技术，一钻进去就什么都忘了。这没什么不好，盛京有今天，你那些齿轮和配方占了一半的功劳。但你不是一个人。你有玛蒂尔达，有杨宁，有杨安。玛蒂尔达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林登霍夫那边格哈德管着日常事务不用你天天盯着，但你是丈夫，是父亲。这个身份，比你的纺车重要。”

杨定军的嘴唇动了动。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杨亮没让他开口，“你想说你心里有她们，只是嘴上不会说。我知道。玛蒂尔达也知道。但知道是一回事，看见是另一回事。你回家吃一顿饭，抱一会儿杨安，教杨宁认几个字，这些事花不了多少时间，比你修一个齿轮少得多。但它们对玛蒂尔达和那两个孩子来说，比你修一百个齿轮都重要。”

杨定军沉默了很长时间。窗外的榆树影在窗纸上晃了又停，停了又晃。阿勒河的水声隐隐传来。

“我记住了。”他说。

杨亮看着他小儿子的脸。三十二岁的杨定军，眼角已经有了细纹，额头上有几条抬头纹，那是常年盯着工坊的炉火和图纸熬出来的。但他的眼睛还是三十一年前那个坐在矮凳上认字的小儿子的眼睛——安静，专注，不躲闪。

杨亮伸出手。杨定军握住了。父亲的手瘦得只剩下骨头和皮，但握力还在。

“你的事，我帮不上什么了。”杨亮说，“十六锭的纺车，钾碱的提纯，蓝玻璃的配方，水力工坊的选址，这些你比我懂了。路是你自己走出来的，继续走就行了。”

杨定军握着父亲的手，没有说话。他不是一个会说“爹你放心”这种话的人。他只是握着，握得很紧，像小时候过阿勒河上的独木桥时父亲牵着他的手一样紧。

从父亲的卧房出来，杨定军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老榆树的树荫落在他身上，风吹过去，树叶哗啦啦响。杨保禄站在旁边，兄弟俩谁也没有说话。珊珊从厨房端着一碗热汤走过，看了他们一眼，也没有说话，推门进了卧房。

八月上旬，杨定军开始建新的纺纱工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