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这个小孩有点冷
第622章 你拿根棍子有什么用？

今天上午第一节课是马语课，马语老师姓阿里，是个四十来岁的马人，穿着白色的衬衫，裤子熨得笔挺，皮鞋擦得锃亮。

他走进教室的时候，林慧玲带头站起来说了一句“Selamat pagi，cikgu”，阿里点了点头，示意大家坐下。

阿里翻开课本，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然后转身看着学生们。

“今天我们来学习大马的历史，谁来说说，大马是怎么独利的？”

班上几个大马学生举了手，阿里点了一个叫法蒂玛的女生。

法蒂玛站起来，声音很脆，像是背课文一样把独利的过程背了一遍。

“1957年8月31日，大马联合邦脱离约国殖民统治，正式独利，拉曼担任第一任首相……”

阿里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看向坐在角落里的林慧玲。

“林，你说说，华人是怎么来到大马的？”

林慧玲站起来，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华人在汉代就开始移居大马半岛，主要从事贸易和采矿。19世纪中叶，大量华人作为劳工来到大马，从事锡矿和橡胶种植。”

阿里听完，皱了皱眉。

“你说的这些都是殖民者的说法，实际上，华人是‘外来者’，是被约国人带来打工的。”

“马人才是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

林慧玲的胸口像是被人捶了一拳，她没有反驳，低下头，坐了下去。

教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有几个马人学生笑了起来，笑声不大，但像针一样扎在林慧玲的心口上。

她不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话了，每次上马语课都会听到。

老师们说“华人是外来者”的时候，语气像是在念课文一样平常，好像这就是真理，不需要论证，不需要解释。

下课后，林慧玲一个人坐在座位上，趴在桌上，没有哭，但眼眶红了。

王美芳走了之后，她在这个班上连说话的人都没了。

剩下的几个华人同学都不怎么说话，下课就低着头看书，谁也不看谁，像是怕眼神接触会带来什么麻烦。

林慧玲抬起头，看了一眼窗外。

操场上有几个马人男生在踢球，球滚到场边，一个华人小男生跑过去帮他们捡球，踢球的男生冲他喊了一句什么，那语气像是在使唤佣人。

小男生把球丢过去，低着头跑开了。

林慧玲把目光收回来，翻开课本。

课本是大马教育部统一编的，历史书上写的是“马人优先”，写的是“华人是移民”，写的是“华人的经济地位过高，需要调整”。

每一页都像是在告诉她，你不是这里的人，你不属于这里。

她把课本合上，放在桌角，眼睛盯着封面上的《大马历史》，看了很久。

——

隆市的另一边，华人新村。

这个新村是五十年代建的，那时候约国殖民者为了对付马赤游击队，把散居在森林边缘的华人强行集中到新村里面。

还用铁丝网围起来，晚上不准出门，出入要登记。

后来马赤解散了，铁丝网拆了，但新村还在。

住在新村里的，大部分是锡矿工人，还有橡胶园工人和做小生意的华人。

房子是木板搭的，一家挨着一家，巷子窄得只能过一个人。

雨季的时候，路面上全是泥巴，走路要踩着砖头过去。

刘金福今年六十多岁了，是新村里最老的一批住户之一。

他在橡胶园干了四十年，割胶割到手都变形了，手指头弯着伸不直。

他老伴早走了，儿子在缅国打工，一年才回来一次。

家里就他一个人，养了一只狗，黄色的土狗，脏兮兮的，但很通人性。

天还没亮，刘金福就起床了，他没有闹钟，天亮不亮看窗户外面就知道了。

他烧了一壶水，泡了一杯茶，坐在门口的木凳上，看着巷子里的邻居们忙忙碌碌地出门。

隔壁的年轻媳妇抱着孩子出来，孩子哭得哇哇响，她一边哄孩子一边往外走，赶着去工厂上班。

工厂在隆市郊区，骑摩托要四十多分钟，她每天都这个点出门。

刘金福喝完茶，站起来去喂狗。

狗趴在门口，看到他过来，摇了摇尾巴。

他把剩饭倒在狗盆里，狗立刻埋头吃了起来，吃得呼噜呼噜的。

他摸了摸狗的头，嘴里念叨着。

“吃吧，吃吧，就剩我俩了。”

巷口的墙上贴着一张告示，是隆市正负贴的，用马文写的。

刘金福不认得马文，他只会说几句简单的马文，比如“我要吃饭”、“这个多少钱”、“别打我”。

他叫邻居阿坤帮他看了，阿坤说告示上写的是——新村的地要被正负征用，三个月内，所有住户搬走。

刘金福听完，没有哭，没有闹，没有说话。

他只是点了点头，然后转身回了屋，把门关上。

他在屋里坐了一整天，没有出来。

邻居们担心他出事，敲门问了几次，他才把门打开一条缝，露出半张脸。

“没事，就是想静静。”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也许他在想，他辛辛苦苦干了四十年，最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也许他在想，他的儿子在缅国过得怎么样，能不能在那边站稳脚跟。

也许他什么都没想，就是累了。

——

隆市的夜，来得很快。

六点钟天就暗了，茨厂街的夜市还没开始，但气氛已经不对了。

平时这个时候，摊贩们已经陆陆续续把摊位支起来了，炒粿条的铛铛声、叫卖水果的吆喝声、食客们聊天的喧哗声，能把整条街吵成一片。

但今天晚上，茨厂街安静得吓人。

街口的几家店铺已经关了门，卷帘门拉得严严实实。

地上还有昨晚上砸碎的玻璃碴子，在路灯下闪着光。

几个马人青年骑着摩托车在街上绕来绕去，引擎声轰轰的，有时候停下来，看着街道两边的华人店铺，像是在数有几家还开着门。

阿坤站在自己的水果摊后面，手攥着一根木棍。

那根木棍是从工地上捡来的，削成了趁手的长度，一头还缠了布条，握起来不扎手。

他不是好斗的人，但昨晚上福记杂货店的事让他害怕了，怕到要拿着棍子才能安心。

“阿坤，收摊了，回去吧。”

隔壁卖海鲜的周老板朝阿坤喊了一句。

周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福州人，在这条街上卖了二十年海鲜，脸晒得黑红黑红的，嗓门大得能盖过整条街的噪音。

但今天他的声音不大，压得很低，像是怕被谁听到。

阿坤摇了摇头。

“再等会，还有人没来拿货。”

周老板看了他一眼，想说什么，没说出口。

他把自己的摊位收了，卷帘门拉下来，上了锁。

然后他走到阿坤的摊位旁边，看了看那根木棍，又看了看阿坤的脸。

“棍子不管用，人家手里是刀，你拿根棍子有什么用？”

阿坤没有说话，他知道周老板说得对，棍子确实不管用。

但他只能拿这根棍子，棍子再不管用，也比空手强。

摩托车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这次是三辆，并排从茨厂街的南头开进来，速度不快，但引擎声很大，轰隆隆的，像是打雷。